近三十年汉中三国历史文化

　　研究综述

　　孙启祥

　　汉中是东汉末各个政治集团觊觎之地，是三国时蜀汉北御曹魏、东控孙吴的军事重镇，三国历史文化资源丰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三国历史文化在汉中参与者众、研究面宽、成果丰富。

　　一、研究机构与学术活动

　　汉中是诸葛亮研究会的发起者和早期全国诸葛亮学术研讨会的承办者之一。1983年春，湖北襄樊、陕西汉中、四川成都三地的史学、文物工作者聚集襄阳隆中，共同商议联合成立诸葛亮研究会，并在三地区（市）分设联络处。汉中地区文管会主任唐金裕、汉中市博物馆馆长张宝德先后任汉中联络处负责人。1983年10月，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湖北襄樊市文化局、陕西汉中地区文化局联合成立诸葛亮研究会于成都，并在此举行第1次年会。1984年10月，汉中地区文教局在勉县主办诸葛亮研究会汉中联会（即第2次全国诸葛亮研究会），编印了《诸葛亮研究文集》（内部印刷，1985年5月），收到论文22篇。诸葛亮研究会在早期还编选并内部印刷了4册资料集，其中第3辑由汉中方面编印，收录论文和其他资料38篇。20世纪末叶，《汉中师范学院学报》杂志曾设立《三国研究》专栏，编辑“三国文化与汉中”研究专辑（1997年第1期），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

　　进入21世纪，全国各地以诸葛亮研究为主题的三国文化研究空前活跃，汉中却显出衰退之势。2002年9月，汉中市文化局主办了第13次全国诸葛亮学术研究会，未出版论文集，受到学界诟病。2002年后，诸葛亮研究会汉中联络处停止活动。2006年起，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在内部刊物《天汉》（郭鹏主编）上，陆续发表一些关于三国历史文化的文章。2009年9月，勉县人民政府承办了第16次全国诸葛亮学术研究会，收到论文77篇，会后编辑出版论文集《定军山下论三国》（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9年12月）。这是汉中市内最近一次引人注目的三国文化研究活动。

　　二、综合研究

　　汉中学界对三国史的研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人物等多个方面，时间跨越三国形成、存续、消亡各个阶段。1983年4月，汉中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印的《诸葛亮与三国研究论文集》，收录杨培钧、王复忱、郭荣章、张仁镜、陈显远、唐金裕、李恩来、郭清华、王本元、白日煦、杜凤鸣等人的论文19篇，显示了当时汉中三国研究的阵容。他们是当代汉中三国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一批学者，也是当时诸葛亮研究机构的倡导者和相关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其后，梁中效、马强、雷勇、张东、徐志斌等人于此用功尤勤。马强《论汉末三国时期的人口下降与迁移》（《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认为，汉末三国时期分裂战乱造成的巨大规模的人口减耗与迁移，不仅使周秦以来形成的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人口布局被严重破坏，而且促成了人口重心南移的最早趋势，对后世社会、经济、政治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蔡美云《论三国时期的“薄葬”之风》（《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从汉代厚葬往往被掘墓的惨痛史实，黄老学说、无神论思想的影响，统治者的身体力行等方面论述了三国薄葬之风兴起的原因。刘粤基《试论吴蜀联盟与夺取荆州的矛盾》（载《诸葛亮与三国》第3辑，1985年），雷震、陈昕《三国政治地理》（《安康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孙启祥《论孙刘联盟》（《襄樊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等文章，探讨了三分天下政治地理格局的形成以及荆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分析了孙刘联盟、共据荆州与其争霸图谋的冲突和联盟破裂双方的责任得失。陈显远《刘备“借荆州”质疑》（《成都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认为，刘备“借荆州”非当日的历史事实，乃吴人事后捏造的谎言；而孙启祥《“借荆州”三辨》（《襄樊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以“借荆州”实有其事，“借荆州”的实质是指孙权将南郡（荆州治所）管辖权转给刘备，并对刘备占据江南四郡予以认可。梁中效《曹操与诸葛亮取用汉中战略之比较》（《成都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认为，“挟氐羌自重”是曹操、诸葛亮取用汉中战略的最大共同点，控制张鲁政权是其相同的目标，粮道艰难是其面对的共同难题；《襄阳在三国文化史上的战略地位》（载《隆中山下论孔明》，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10年）认为，隆中在三国时居核心地位，是三分天下的战略思想库和支撑点。徐志斌《蜀汉军事效能的低下及成因》（《陕西理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认为，蜀汉抱持速胜幻想、不断进行无效的军事冒险和蜀地民风之尚文、坐失培养优质军事人才的机会等因素，使蜀汉军事效能尤其是战斗力低下并最早亡国。孙启祥《张飞“西乡侯”、诸葛亮“武乡侯”非县侯初考》（《陕西史志》2003年第4期）探讨了三国时的封侯制度，认为张飞的“西乡侯”、诸葛亮的“武乡侯”为“乡侯”而非前人所谓的“邑侯”（县侯）。郭鹏《试析三国归晋的历史必然性》（载《定军山下论三国》）从蜀汉和东吴内政不修、用人不当、经济疲弱、军事乏力、人心不稳、外交失败等方面论述了其亡国的必然性。

　　三、三国历史与汉中关系研究

　　三国历史与汉中的关系至为密切，而其中曹操、刘备争夺汉中之役对三国鼎立的形成则至关重要。岳德新、范吉升《定军山战役的重大作用》（载《诸葛亮与三国》第2辑，1984年），白日煦《刘备为何夺汉中》（载《诸葛亮与三国》第3辑），薛凤飞《刘、曹汉中之战》（《陕西理工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三篇文章，探讨了夺取汉中对建立和巩固蜀汉政权的重要性。梁中效《汉中在三国鼎立过程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襄樊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认为，汉中是三国鼎立的战略支点, 是无可争辩的三国文化胜地。赤壁之战前,汉中是各方关注的焦点,赤壁之战后,汉中是各方争夺的焦点,诸葛亮北伐进一步提升了汉中的文化地位。岳德新《曹操汉中失利原因何在》（载《诸葛亮与三国》第3辑）分析了重用夏侯渊、兵夫逃亡、拥汉派士族对抗、孙权进攻合肥等因素与曹操失利汉中的关系。田孟礼《读<三国志>说汉中》（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梳理了《三国志》中与汉中有关的人物事件。郭鹏《两汉三国时期的汉中》（三秦出版社，2005年）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两汉三国时期汉中的大事、人物、遗迹、文物、战事、文献等。

　　诸葛亮与汉中的关系是这一时期人地关系的重点。李恩来、赖甫跃《诸葛亮在汉中八年的主要活动》（载《诸葛亮研究文集》），郭清华《诸葛亮屯军汉中对北伐的意义》（载《诸葛亮研究》，巴蜀书社，1985年），唐金裕《诸葛亮北伐时筑汉、乐二城的军事意义》（载《诸葛亮研究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文章，探讨了诸葛亮屯军汉中对蜀汉军事、政治的影响。唐金裕《诸葛亮北伐对汉中的水利整治》（载《诸葛亮研究文集》）和侯素柏《浅谈诸葛亮在汉中的休士劝农》（载《金秋阳都论诸葛》，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两文，探讨了诸葛亮对汉中经济的贡献。郭清华《诸葛亮为何要遗命葬汉中定军山》（《石门——汉中文化遗产研究》[2005]，三秦出版社）、傅兴林《诸葛亮归葬汉中的心态透析》（《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等文章，论述了诸葛亮归葬汉中壮志未酬的悲壮情怀和权臣身后的忧患心态。

　　四、历史地理研究

　　历史研究显示，横亘于曹魏和蜀汉交接地带的秦岭是难以逾越的军事屏障，而三国时期又处于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期和东汉南北朝寒冷期，故自然因素对军事、社会的影响尤为突出。马强《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成都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分析了自然灾害对东汉王朝造成的危机，认为中原、巴蜀、荆扬三大自然地理与文化区域的分异和地形地貌、气候、疾疫等环境因素对三国历史进程有直接影响。孙启祥《蜀道与三国》（《襄樊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论述了蜀道和汉中在三国鼎立进程中的地位，认为围绕着蜀道的汉中战役催生了三国的实际形成，通过蜀道展开的魏灭蜀之役实际宣告了三国鼎立的结束，三国争雄促进了蜀道旧路的维护修复和新路的开辟利用。郭荣章《诸葛亮兴兵攻魏所走的褒斜栈道》（《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诸葛亮攻祁山行兵路线刍议》（载《诸葛亮研究文集》）和《诸葛亮出兵斜谷伐魏的有关问题述评》（载《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四]》，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三文，论述了诸葛亮北伐的进军路线问题。

　　《三国志》中许多地名的今址众说纷纭，诸葛亮第一次北攻曹魏时马谡失守的街亭即属此类。甘肃籍学者徐日辉、王文杰等人依据《三国志》的记载和《三国演义》的描述，撰文称街亭位于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之陇城镇。孙启祥经实地踏访，考之《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原文，在《街亭位于陇关道西口献疑》（《襄樊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中认为，诸葛亮与曹魏的争战未北逾天水，街亭应在今天水东南麦积镇。此外，李承畴、孙启祥《张飞间道进兵汉中考辨》（《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指出，刘备取汉中时，张飞未如旧志记载的那样从定远（今陕西镇巴）、西乡间道进军，拴马岭、捞旗河、“飞凤山”题刻等所谓张飞遗迹系附会之说。陈显远《诸葛亮在汉中的活动遗迹略考》（《汉中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和《褒斜栈道中几个重要地名考订》（《成都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两文，梳理了古籍中关于与诸葛亮活动相关的箕谷、赤岸府库、赤崖、汉城、乐城、赤阪等地名的记载。孙启祥《汉末曹刘汉中争夺战地名考辨》（《襄樊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考证了古阳平关、今阳平关、阳安关、关口、关城、张鲁城、广石、马鸣阁的名称演变及地理位置。郭鹏《三国人物葬地质疑——同〈人民日报〉〈新民晚报〉商榷》（载《鸿爪集》，三秦出版社，2005年），纠正了两报中文章对诸葛亮、曹操、关羽、张飞等人葬地的错误记述。

　　五、人物研究

　　人物研究是汉中三国研究的重点，而且主要集中于诸葛亮，其次是张鲁、刘备、魏延等人。刘昌安《曹操征张鲁人物考辨》和雷勇《蜀汉汉中都督考论》（两文均发表于《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是对这一时期相关人物的综合考查。刘长源《试论张鲁政权的人民性》（《石门》1986年第1期）、陈显远《张鲁在汉中的政绩和遗迹》（载《汉中市文史资料》第4辑，1986年）、梁中效《汉末西部政局与张鲁政权》（《成都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苏汉平《论张鲁的政教合一制度》（载《石门——汉中文化遗产研究》[2006]，三秦出版社）、张东《刘二牧与蜀汉》（载《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四]）等文章，对蜀地前期人物刘焉、刘璋、张鲁的生平事迹做了正面评述。

　　   研究诸葛亮的论文最多、成果最丰。王复忱《“自比管乐”析》（载《诸葛亮与三国》第3辑）、《对诸葛亮思想渊源的探索》（载《诸葛亮研究新编》），李星《外法而内儒的政治家——诸葛亮》（载《诸葛亮研究文集》），李恩来《浅论诸葛亮的政治策略》（载《诸葛亮研究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周郢《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新解》（载《诸葛亮研究三编》），郭荣章《诸葛亮为政之道刍议》（载《定军山下论三国》），王本元《诸葛亮治国措施刍议》（载《诸葛亮与三国》第3辑），张仁镜《论诸葛亮用人》（《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诸葛亮用人失误谈》（载《诸葛亮与三国》第3辑），何耘等《诸葛亮的失误四议》（《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等文章，论述了诸葛亮的政治抱负、政治思想及其缺陷。殷克勤《<隆中对>与荆州得失》（《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郝光陆《“天下有变”——析<隆中对>》（《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田耕滋《诸葛亮伐魏不是“以攻为守”——兼论诸葛亮北伐的思想基础》（《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张东《怎样看待“天下有变”》（载《隆中山下论孔明》），雷震《论诸葛亮<隆中对>战略构想的科学性》（载《定军山下论三国》）、《诸葛亮<隆中对>战略构想再评价》（《陕西理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等文章，论述了诸葛亮于天下大势的分析对其自身行为和蜀汉军事策略的影响。刘长源《诸葛亮出兵祁陇探微》（载《诸葛亮与三国》第1辑，1983年），王复忱《“奇谋为短”辩》（载《诸葛亮与三国》第1辑），王本元《应变将略有其所长》（载《诸葛亮与三国》第2辑），刘隆有《诸葛亮失败原因探》（《求是学刊》1988年第5期）、《应变将略确非其长：诸葛亮军事才能漫议》（《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郭荣章《“六出祁山”辨误》（载《诸葛亮与三国》第2辑）、《司马懿“畏蜀如虎”考辨》（载《诸葛亮研究新编》），唐金裕《姜维伐魏与诸葛亮的战略思想》（载《诸葛亮研究》），殷克勤《出师未捷身先死，中原逐鹿不由人——从北伐看诸葛亮的战略思想的得失》（载《诸葛亮研究新编》），马强《汉水流域与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战略》（载《诸葛亮与三国文化》[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郭清华《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天汉》2007年第1期），论述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之短长和军事行动之得失。李星《<出师表>在文学史上应占一席之地》（载《诸葛亮与三国》第1辑），郭荣章《前后<出师表>刍议》（载《诸葛亮研究三编》），张东《<报任安书>与<出师表>比较研究》（《襄樊学院学报》2007年第12期）、《<出师表>研究》（《诸葛亮与三国文化》[一]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等文章，对《出师表》的历史背景、文学价值做了评述。王复忱《八阵图的科学性与神秘性》（载《诸葛亮与三国》第3辑）、郭清华《关于对诸葛亮“木牛流马”研究的几点看法》（载《诸葛故里论诸葛》，山东地图出版社，2007年10月）和张东《“沔阳八阵图考、说”析》（《天汉》2011年第1期）三文，论述了诸葛亮的科技成就。刘清河《浅说诸葛亮在民族心理中的地位》（载《诸葛亮研究文集》），郭荣章《诸葛亮被屡世崇敬之谜探述》（载《石门——汉中文化遗产研究》[2005]），李锐《论诸葛亮钟情于汉中的人性真实》（《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三顾茅庐：考验仪式的消解与重构》（《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梁中效《蜀道线上的诸葛亮文化》（载《诸葛亮与三国文化》[一]），雷勇《诸葛亮崇拜的文化学阐释》（载《汉水文化研究集刊》[二]，西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郭鹏在襄樊诸葛亮学术研讨会论文《试析诸葛亮文化现象的人生启示》（载《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 第5期）等文章，论述了诸葛亮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魅力。郭鹏《诸葛亮是否出卖了孟达》（载《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四]，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厘清了孟达之死与诸葛亮的诸多纠葛。

　　研究刘备、魏延的文章多从正面肯定刘备的德行、业绩和魏延的贡献，指出魏延悲剧与诸葛亮用人失误的关系。这类论文主要有：张东《折而不挠，德善遗世》（载《诸葛亮与三国文化》[二]，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梁中效《汉中王刘备功业述评》（载《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四]）、杜凤鸣《魏延功高受戮的历史教训》（载《诸葛亮与三国》第3辑）、殷克勤《蜀国名将、汉中太守魏延》（《汉中市志通讯》1987年第1期）、陈显远《虎头桥畔忆魏延》（载《汉中市文史资料》第11辑，1993年）、孙启祥《魏延在汉中的政治经济军事贡献谈略》（载《石门——汉中文化遗产研究》[2008年]，三秦出版社）。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三国时其他人物或三国历史人物与后世人物关系的论文，如李恩来《继承诸葛大业的蒋琬》（载《诸葛亮研究新编》），郭鹏《蜀汉后期汉中军事防务及“敛兵聚谷”刍议——兼谈对姜维的评价》（《成都大学学报》1992年3期），韩新明《执行诸葛亮“南抚夷越”政策的典范——张嶷》（《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雷勇《刘封悲剧的文化解读》（《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张东《谋勇干练魏名将，血洒军山千秋传》（《成都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马超与蜀汉政权》（《天汉》2009年第1期），孙启祥《糜芳、士仁如何被“阴诱”——兼说潘濬》（《襄樊学院学报》2011年第9期），梁中效《郦道元与三国》（载《诸葛亮与三国文化》[二]）等。

　　（作者系汉中市档案馆馆长）